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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版“敦刻尔克”:意气风发段同样不可能忘记的历史

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并 且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正因为此,“宜昌大撤退”更不应被人忘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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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来袭

日前,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在各大院线上映,带领观众重温了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发生的那场奇迹。殊不知,在此之前,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曾发生过一场伟大的撤退——“宜昌大撤退”。

自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由于日军先后在华北和华东开启战端,所以中国军人的前进方向是向北、向东,踏上战场,抵抗暴日。

1938年10月24日的夜晚,一架道格拉斯DC-2型飞机接到紧急任务:即刻前往汉口机场。

在这场撤退中,人员全部运出,物资抢运出三分之二。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为长江上游大后方的建立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与之方向正好相反的是,普通中国人、战略物资的逃难路线,先是向南,继而向西。总的来看,日军从东而来,国人向西逃难。

飞机刚刚降落,飞行员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日军兵临城下,离这儿不过40公里,炮火差不多能够打到汉口机场了!

无名小城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航班,没有高铁,仅有的几条铁路线也基本指望不上。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通过公路、水路,向西逃难。实在急了,也只好交通基本靠走。

此时,国民政府统帅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正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身边稀拉拉的站着几名随行人员,完全没有了往日前呼后拥的架势。

成为民族命运的“咽喉”

除非你贵为达官贵人,才可以优先离开;否则逃难路上的千辛万苦,你将一一品尝。而这样的辛苦凄凉,在1938年的湖北宜昌,达到了顶峰。

这一天,是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察觉战事不妙的蒋介石,正匆忙赶往陪都重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78年前的宜昌,成了“敦刻尔克”

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到1937年6月,全国70%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都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其中仅上海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1%。战争爆发,上述地区先后沦陷,于是,抓紧西迁,关乎国家命运。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至此,中国难民向西、向四川的逃难,达到了最高峰。

至此,中国国土已失大半,中国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也成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武汉战事吃紧。所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都只能就近集中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

再不跑,就只能留在沦陷区,靠日本人的恩赐而苟延残喘了。所以,除了跑不动的,想投降的,基本都跑了。

除了苏联一点有限的军援外,英美等国家皆袖手旁观。

其实,直到抗战前,宜昌都一直是一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其东部地势平坦,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大宗人员和物资入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宜昌,成为了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咽喉”,而浩浩荡荡的人流和物资正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当时入川,只能走长江水路。而水路入川的咽喉要道,在湖北宜昌。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村舍与敌巷战(选自《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编著)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与难民同样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宜昌,因为“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所以古称夷陵。自古以来,宜昌扼守着著名的长江三峡,上接巴蜀,下控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家中请求美国方面尽快批准对中国的贷款,为中国“打一剂救命针”。

当时,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全是当时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来自华北、华东、华中的难民,在宜昌的大量聚集,是因为他们要在这里换船。

讽刺的是,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正源源流入敌国日本。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而敌人正在步步紧逼,眼看着就要打过来。

由于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险象环生,甚至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以1500吨以上的轮船当时不能溯江而上。

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

“三段运输法”将运力最大发挥

从长江下游来的船只,都不能直接进入三峡航道直达重庆,所有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换船,转乘能走三峡航道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物资,其实还是有的。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

所以,由于水路运输的运力有限,宜昌小城顿时人满为患,到最后连起码的住地都没有了,很多难民只能露宿街头。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难民中,最特殊的,是从华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而来的8000余名难童。他们年龄幼小,却已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然而,他们是我中华民族的未来。现在的成年人,有责任将他们转送后方,让他们长大成人,让他们接过我们手中的枪,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掐在这里了。

当时,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这情况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身形瘦弱的四川实业家卢作孚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难民、物资从各个方向云集宜昌,一时之间,宜昌成了东方的“敦刻尔克”。

可是,想保住这点家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宜昌城已经混乱不堪,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血洗的威胁。

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了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将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 只有十分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 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这样,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就缩短为了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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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沦陷前后,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众人把目光投向了江边古镇宜昌,每天都会有两千多人来到这里,最多时曾滞留几万人。

同时,他们也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根据他们起草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近千艘木船。

著名作家、出版家、教育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圣陶,此时也在宜昌的难民人潮之中。

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

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地利用了,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他在宜昌苦等7天也没有找到一张入川的船票,而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头。

三万多逃难的民众,塞满了整个街道(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

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所有难民,都想通过宜昌前往几千公里外的“西南大后方”,有人这样形容:“过了三峡就入了自家大门,日本人就追不上了。”

危亡时刻,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

的确是“苦无船”。具体来说,当时宜昌不仅是“苦无船”,而且是“一少二多二急”。

转移阵地的军队和逃难的民众,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难民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有人。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近千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一少:自然是船少。当时在宜昌,能走三峡航道的大马力小船,只有隶属于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单艘运力约400-600吨)。当然,还可以利用渔民们的那些运力极其有限的小木船。

满载难民的火车(图片来源:湖北卫视《大揭秘:铁血西迁—宜昌大撤退》)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刻钟,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日后卢作孚回忆当时景象:

二多:一是人多,当时聚集宜昌的难民,保守估计已达10万人以上。二是物资多,主要是需要运至后方的军工器材、军用物资和战略物资十万多吨。这些物资将在未来形成中国的国力与战力,再重也是必须要运走的。

更为紧急的是,宜昌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是几乎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宜昌。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

二急:首先当然是战情急。武汉距离宜昌也就三百多公里,虽然我们还有部队在层层设防,日军要打来,按以往的经验,也就是个把月的事儿。其次则是水情急。长江的水情是从每年10月中旬起,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可以通行较大的轮船。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了。到那时,所有大船和大型设备将根本无法入川。

难民入不了川,会遭日军屠戮;物资不能及时转运,意味着“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难度大大上升,并且,一旦被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从宜昌溯江而上,第一险要处是三峡东口的南津关,此地雄峰突现、江面突然由宽变窄、河床急剧转折。县志描述,“船行江中、横来复去,乘风奋楫,舟莫能进”。再往上是灯影峡,20公里长的狭窄水面,江中的泡漩特别大。包括灯影峡在内的整个西陵峡,通航条件在三峡中最为复杂,整个峡区,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

一言以概之,要在40天时间内,用22艘船加上征用渔民的木船,将十多万难民和十万多吨物资转运入川。

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宜昌至重庆的航程中,光是险滩暗流就有数百处之多。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重伤致残。

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述的难民和物资,是平时民生公司一年的运量,怎么可能在40天内运走?

2.临危受命

日寇进入时,这里已是空城

除非奇迹出现。

那时候的中国,不比现在,想要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长江水路。

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

天不灭我中华,奇迹真的出现了。

当时,虞洽卿和卢作孚都是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

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只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

创造奇迹的人,叫卢作孚

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然而,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用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

40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至此,加上来回运输的军队、伤兵等,民生公司船队前前后后一共运送了150多万人。

卢作孚,是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也是当年在宜昌创造奇迹的人。

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在民生公司的积极努力下,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随即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学校,也在这次抢运中顺利迁移到重庆、成都。

1938年10月23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一片混乱的宜昌。他没法儿不来,毕竟现在能够用的22条船,全是他公司的。

并且,民生公司的轮船都是为在长江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遇到航道狭窄、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游航段,只有它的船才能继续航行。

在这场艰苦的大撤退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90%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民生公司有16艘船舶被炸毁,116名员工牺牲,61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但是,人们认为这位浓眉大眼、身材瘦削的总经理来也白来。你又不是神,你能用那么少的船,运走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

卢作孚(图片来源:湖北交通运输厅网站)

这次撤退后来被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事实证明,卢作孚虽然不是神,但还真就不是一般人,至少,他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考虑到日军马上就要打来了,为了阻止其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征调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民生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省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第三道防线。

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正因为此,这段历史更不应被人忘记。

通宵的会议协商之后,第二天清晨卢作孚就宣布:我能!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卢作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蒙了:他深知,一旦连民生公司的船都凿沉了,转运物资及难民就彻底没戏了。

卢作孚的办法是,分段运输。分三段: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它物资或在三斗坪或在万县卸下;码头24小时全天运转,船只白天的时间全部用来航行,夜间则用来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清理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

他当即决定:绝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田家镇布防!这时要是凿沉民生公司的轮船,就等于自绝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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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向蒋介石发了一封密文,请求答应卢作孚的提议——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难民,他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从而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降低收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战区难童免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最后,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采用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

征用民船2000余只,临时增加雇工3000余人,以保证运输需要。

这下,转运战略物资的重担落到了卢作孚这个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

一个严密、合理、紧凑,甚至是完美的方案。

卢作孚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文:必须集中长江所有的船只,无论大小,这样才能在11月底前将滞留在宜昌的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运抵四川。

宣布方案的当天,10月24日上午,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而第一批上船的,正是几百名难童,他们由卢作孚亲自护送上船。

每年12月开始,长江会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在枯水季节,三峡的水位将大幅降低,原本处于深水中的大量礁石会因此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

轮船启航之时,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着小手儿向卢作孚告别。这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花朵,在向战乱之时保护他们的大人们表示感谢。

这时,在三峡航行将变得更加凶险,生死难料。

此情此景,令观者无不动容。

紧迫的战局和长江的枯水期,就像两只大手扼住了卢作孚的咽喉。从10月24日到11月底,留给卢作孚的抢运时间只有40天。

接下来的日子里,20艘轮船、2000多只木船,沿江的多个码头,就如精密仪表的各种零件一样,又如交响乐团的大小乐器一样,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地运转着。

按照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不可能!

到了1938年12月,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静了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他欣慰地看到: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2/3已被拖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国民政府也曾派人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接洽,希望这些公司的轮船参与支援抢运。

卢作孚自己,后来是这样回忆这段日子的:

然而,这几家外国轮船公司声称保持“中立”,可以运人,但拒绝运送兵工物资。至于民用物资,他们开出了高达300~400元/吨的运输价格!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牙齿不断的呼号,汇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于是,民生公司只能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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